良知，法院文化之魂

当下，法院系统为定分止争、恢复社会秩序、树立司法权威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，也取得了不菲成效。但仍有少数当事人不接受、不认可裁判文书，采取上访、闹访甚至非访等方式讨公道，社会公众、新闻媒体也对诸多案件的审理存在质疑，司法权威仍待加强。究其原因，乃是法官传递的公平正义价值观未被社会大众认可。

法官在案件审理中往往存在这样一个误区，忽略社会共同认可的良知，单纯地认为以事实为基础，以法律为准绳即是公平正义。其实，案件审理有三个不同的境界：单纯付出时间和精力的司法工人、能处理疑难司法案件的司法工匠与遵循良知引导的司法大师。司法工人单纯付出精力，像自动售货机一般，一个口输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，另一个口输出司法判决，机械运行。司法工匠掌握了法律理解和适用的技巧，面对复杂的不能机械化处理的案件可依靠其深厚的理论素养解决。司法大师则敬重天理人伦，循人类生存发展的规律，尊重人性，以良知考量公平正义，指导裁判行为。可见，法律思维是法官以自身专业技术实现司法正义的途径和形式，而良知则是法院文化中的灵魂和根基，对案件的判断应不忘听从良知的判断、人性的呼唤与善的渴求。

重视司法的教化作用,重视良知的传递是中国司法传统的一大特点。在中国古代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一的体制下，地方行政长官兼领司法权，道德教化不仅是其行政责任，也是其司法目标。刑罚通过制裁的力量阻却那些不接受道德教化的行为，与此同时，也通过内含的道德精神对当事人和旁观者发挥教育感化的功能。发挥司法的“教化”功能，在现代社会也同样适用。

现实中，良知不时被蒙蔽，信任不时缺失，伦理沦丧是社会纠纷产生的重要原因，案件诉讼也多因物质利益而起，很多案件的当事人陷入金钱利益的漩涡不能自拔。法官以良知为指引进行价值衡量，对当事人来说，更像是一次道德上的救赎。这种教化，一是让当事人知道价值底线仍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，认识到社会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是坚守内心良知的；二是通过已公开的裁判文书向公众输出正能量信息，使公平正义能为当事人所能普遍理解和感知，即法律是捍卫合法权益的武器，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，司法机构会做一个是非的公断人和正义的伸张者，恢复其合法权益或弥补其受到的损害。

相对于其它职业，社会对法官有着更高的道德要求，要求其不为物欲蒙蔽，不因人情所动，不局限于自己的私心。即使脱去法袍，作为一个在尘世中生活的普通人，法官的品行、道德境界也应高于普通人。

法谚语所言：“刑事审判决定着人的生命和自由，商事审判和民事审判决定重大利益的归属和身份关系的变化，行政审判关涉着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分配，而且这种决定都是终局性的。”这就意味着，法官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与审判水平，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、自觉遵守者、坚定捍卫者。也只有通过法官个体境界的不断提升，法院文化的养成才成为可能。

良知不仅有利于法官个人品格的塑造，审判能力的提升，还有助于法官成为一个大写的人，一个幸福的人。

一方面，从办案人员个人修养来讲，当私心和私欲占据了意识，并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而处理案件时，内心是狭隘的、没有力量的。虽然在私欲满足时会有窃喜，但仍会感到心虚、不坦荡、不磊落。法官的自我评价会降低，自我尊重感减少，没有内心坦荡的大快乐和与内心相符的大幸福。另一方面，在自我监督层面，良知就像内心的岗哨，监视着司法者的行为，防止司法者触破原则底线。

有些法律人满腹经纶，专业知识水平很高，但他们还是利欲熏心，知法犯法，不仅不能发挥自己作为司法工作者的社会价值，反而损害了法院名声，污染了社会风气，许多法院人兢兢业业建立起的司法威信也随之付出东流。这种现象的发生，不仅体现了外在监督体系的缺陷，也表明了自我监督的重要性：外在的司法风险防范系统有利于自身规矩处事，内在的良知则能发自本心的指引自己慎独，表里如一，守住思想底线，从根本上杜绝违反乱纪现象的发生。